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议题、特征与启示(4)
2.3.2 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历史流变
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并非新生,基于群体本位的“新社会运动”所引发的“身份认同政治”在1960年后就已经出现并持续存在着[37]。所不同的,只是所使用的媒体类型在不断进化:以邮件和网站技术为标志的90年代社会运动已经能够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关注并形成政治压力,这被认为是“网络行动主义1.0”的样板;进入21世纪后,使用Facebook和Twitter来创造有组织的网络团体成为了由“网络行动主义1.0”向“网络行动主义2.0”过渡的一个标志。网络行动主义2.0不需要提前组织,也不需要层级结构,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很多人去参与一个大型运动;而whatsapp、viber和imessage等新近出现的即时通讯工具则提供了更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换服务,正在成为未来抗议活动的新工具,标志着社会抗议运动向着交互形式发展[38]。
社会运动参与者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也在改变,Sandoval Almazan Rodrigo等人对跨度20年的三起墨西哥社会政治运动进行梳理,提出了一个理解网络激进主义演进的框架:早期的社会运动中,积极分子只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一个运动的主导思想进行提升并扩散;而现在,对社交媒体工具和应用进行整合使用成为了新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网络激进主义2.0”。信息技术在社会抗议活动中的进化模式能够帮助理解不同水平的技术在不同社会运动中的独特作用[38]。
社交媒体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也在发生变革。近来,社会破裂和群体忠诚度下降等社会问题开启了“个人化政治纪元”,在社会政治话语空间中,社会抗争运动的个性化形式,已逐渐取代以往的集中行动,从而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最典型变革[37]。总之,我们进入了一个电子运动和电子民主的新纪元[38]。虽然,电子民主的完全实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运用电脑、手机以及其他设备去参与和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驱使政府去实现更加完善的网络民主,或许“网络行动主义3.0”即将到来。
3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特点与启示
3.1 研究层次上,侧重具体微观研究 目前国际相关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影响社交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某种或某类因素的微观考察,包括政治信任、政治兴趣、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等,且以数据收集、资料分析为主要考察方式,缺乏对多变量的因果分析,也鲜少在研究中提出对策建议。我国的研究特色则正好相反,多致力于从宏观层面提出治理意见,而较少关注微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注重将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相结合,从而既保证研究过程的完整性,又凸显研究结论的针对性。
3.2 研究对象上,多聚焦于单一平台或类平台研究
学界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将单一的某个平台或某类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基本集中于对Facebook、Twitter、SNS或博客这几类平台的研究,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则较少涉及;另一种则是将社交媒体看作一个无差别的类,这一问题在国内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两种趋势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如果只针对单一平台,则无法将所得结论推广到其他媒体;如果将所有社交媒体看作同一范畴,则无法准确判断究竟调查对象的行为源自于哪类平台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将重点放在多平台的对比研究上,不仅清晰地呈现出特定社交媒体的特定效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展示几类平台政治传播效果的异同,进而为效果模式一致的平台建立起同类的使用与效果理论,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3.3 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截面数据与自陈式调查许多研究都以获取某个横截面数据为准,较少关注纵向数据,因而只能进行相关性分析,却无法呈现因素间的因果联系,同时也难以证明调查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另外,研究中多采用自陈式调查,可能会受到调查对象本身的记忆错误和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导致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未来,可以加强多种研究方法的配合使用:首先,社交媒体使用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是动态变化过程,可采用跟踪、观察等纵向研究方法,如对个体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行一段时间的观测,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更好地解释二者的相互关系;其次,通过服务器行为数据的收集能够降低自陈式调查中调查对象的主观性与不稳定性,因此,可以将两种调查方法结合使用,相互补充。此外,传统案例式研究在资料收集与分析上的完整性不可替代,但毕竟存在研究相对滞后以及普遍性差的不足,因此,可以引入控制实验方法,有针对性地测试特定因素间的因果联系。
文章来源:《国际研究参考》 网址: http://www.gjyjck.cn/qikandaodu/2021/0207/3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