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议题、特征与启示(5)
3.4 研究结论上,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二元对立观点 迄今为止,研究者在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效果问题上的结论一直无法达成一致,这其中不仅涉及关于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竞选投票和社会运动的政府影响,还延伸至对民主进程的影响。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了“媒介促进论”(media advancement thesis)与“媒介妨碍论”(media malaise thesis)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前者认为,伴随新的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将对公民的政治意愿与行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后者则认为,人们对网络娱乐活动的过分青睐将减少他们关注公共政治议题的时间,从而导致对政治的集体冷漠。
两方争论的产生,与研究者所选取的地域范围、媒介平台、调查对象甚至时间周期都存在关联。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对社交媒体工具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综合判断,如果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则不应仅仅将着眼点放在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分析上,而是应当明确,新的媒介技术一定会在政治结构变迁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任何媒介形态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总是与同时代的政治建设方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这些契合点并加以利用。因此,未来我国的研究,应勇于突破争议,将重点放在如何引导社交媒体发挥对政治生态建设的正向功能,同时消除因公民的社交媒体使用而暴露出的政治问题,从而完善政治生态化建设。
4 结 语
社交媒体平台对政治的社会化及移动化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虽然它尚未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其在公民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融入程度之深,却足以唤起执政者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从描绘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现状出发,梳理了当前国际相关研究的热点议题、关键结论与主要特点,进而为我国的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研究提示可能的研究方向。总体而言,当前国际上对于社交媒体政治效果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呈现出二元对立态势。本研究认为,未来我国的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研究,应当充分发挥多种研究方法搭配使用的合力优势,注重多平台对比分析,并突破关于社交媒体政治影响的两方争论,而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发挥社交媒体在政治进程中的正向功能上。研究贡献在于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呈现出当前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议题与特点,为后续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0 引 言近年来,诸如国外的Facebook、Twitter,国内的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应用已逐渐成为用户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重要平台,从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方式。伴随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实践的快速发展,各国研究者纷纷从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文化心理出发,来考察这种鼓励人们互相进行即时信息分享的平台,对于改变政治运行模式和政治发展轨迹的独特影响力。鉴于当前国际相关研究的繁荣发展势头,立足已有成果,充分借鉴现有国际研究经验,无论对我国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理论构建还是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因此,本研究着眼于扫描当前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现状,梳理相关议题、研究热点、关键结论与主要特点,从而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经验参考并指明未来方向。1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文献统计分析广义上的政治传播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沟通、政治表达、政治说服、政治社会化等在内的政治活动或现象都可以囊括其中,因此在对外文文献进行检索时,为了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研究全貌,避免将主题词限定在“political communication”范围内后,会遗漏掉“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expression”等政治传播的其他议题,本研究将主题词放宽为“social media”+“politics”和“social media”+“political”,在web of science中进行检索,时间范围限定在2012-2016的五年内。检索后的结果是,主题词关涉“social media”+“politics”的文献共 50 篇,关涉“social media”+“political”的文献共 117 篇,剔除掉两次检索中的重复文献(即题目中同时包括“politics”和“political”两个主题词)6篇,共得到161篇文献的基本信息。进一步,我们通过查阅期刊收录情况、下载全文和人工阅读摘要三个阶段,分别剔除掉所有非SCI或SSCI收录论文39篇、无法下载到全文的文献42篇、内容与研究议题无关的文献(例如:实际讨论主题为“political economy”等)19篇,得到了61篇文献。为了扩充样本量,本研究还通过引文跟踪的方式补充收集了51篇文献(发表或出版年限在2002-2016年范围内),最终共计获得112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SCI收录期刊论文9篇,SSCI收录期刊论文92篇,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包含A+、A、B、C类)收录论文5篇,其他类型论文2篇,作为参考的论著2本,研究报告或年鉴2本。精读全文后,我们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外研究议题进行了分类。宏观而言,在探求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时,最常见的概念,既包括与政治行为相关的政治表达、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等,也包括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等中介因素。纵观国外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相关论述,大致可以划分为社交媒体使用对日常政治参与的影响、对竞选投票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这三部分,下文将分别进行详细分析。2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议题分析2.1 社交媒体使用对日常政治参与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话题的多样性与表达欲望的显著增强,研究者也开始愈发关注这些使用行为与网民的政治倾向、政治活动之间的作用关系,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各种线上线下政治参与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社交媒体对日常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传统上,研究者普遍认为,只有在社交媒体上从事与政治、政府有关的活动时,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与行为才会受到影响,这种使用方式可以称之为“社交媒体的政治性使用”[1]。归结起来,公民的社交媒体政治性使用行为包括为以下几种:首先,政治信息获取。社交媒体政治信息获取以及后续的政治讨论,对于形成民主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直接加强了公民的政治知识积累和政治参与意愿[2]。当然,也有研究显示了这种政治信息获取对政治参与的负向作用:选择性接触理论强调,通常人们更愿意接触与自己的兴趣、观点相一致的信息,而回避那些立场相左的信息。然而,网络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多样性,当人们进行网络新闻消费时,他们更容易接触到立场不同的政治观点[3],对其固有政治认知形成冲击,且冲击越大,越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4]。其次,政治表达。政治表达对于引导公民实现政治参与具有重要作用:越多的政治表达机会(包括在线政治表达),越有助于动员人们采取现实行动[5]。社交媒体的扩散功能,能够瞬间将一个人所表达的观点分享给许多人,从而提升了个体表达的影响力,使得普通公民的表达潜力发生了革命性变化。Nakwon Jung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线政治表达对政治参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诸如发表博客文章、对时事政治进行评论等方式,都与线下政治参与存在正相关关系[6]。第三,政治沟通。政治沟通能够调节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比起那些不积极参与政治讨论的人群来说,新闻消费在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对话的人群中影响更大[7]。同时,政治沟通也有助于实现更有价值的政治信息学习:从人际交流环境中所学习到的政治知识,能够帮助个体在思考时政问题时,学会将个人经历与政治相联系、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8]。然而,也有研究显示,社交媒体政治性使用的影响范围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广阔,因为大部分人使用社交媒体主要是追求娱乐,而不是获取新闻或追求政治目的[9]。这些日常的以满足社会交往与娱乐为目的的社交媒体非政治性使用,也会给线上政治参与带来影响[10]。Maria Bakardjieva认为,社交媒体之上的非政治性实践行为能够为公民积累社会资本,并帮助其形成集体认同。在适当的时候,这些积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群体认同很有可能被激发并转化为政治表达,进而也就成为了多样化政治参与的第一步[11]。社交媒体的非政治性使用是否有助于政治表达要取决于使用行为的性质。Rebecca Ping Yu将社交媒体非政治性使用区分为积极使用与消极使用两种形式[1]:积极的社交媒体非政治性使用主要是指主动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信息生产的行为,比如主动撰写博文、发送照片、评论与转发他人信息等,有利于与他人交流互动;消极的社交媒体非政治性使用主要是指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消费行为,比如阅读他人撰写的博文、浏览他人发布的照片等,一般不与他人产生直接交流。尽管社交媒体政治表达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那些主动进行积极性使用(如更新状态和上传照片)的人还是更有可能将自己的政治观点直接表达出来,因为他们更崇尚自由表达,也更少地担心个人隐私问题[12]。相比之下,被动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更不愿意在这种开放环境下进行政治表达。研究者还讨论了中介因素是如何推动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发生影响的。首先,政治效能感。Nakwon Jung等人认为,新闻媒体的使用会借由政治效能这样的心理变量来直接作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6]。其次,政治兴趣。很多时候被作为“跟随政治”而运转的政治兴趣与政治知识的积累高度相关[13]。在社交媒体之上,那些政治兴趣最强的人应该最有可能去寻求并学习政治信息,而那些政治兴趣最弱的人去学习政治的可能性最小[14]。再次,既有立场。Yonghwan Kim等人的研究显示,接触相同观点在个人博客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在SNS使用和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则是交叉观点的接触在扮演中介角色。也就是说,在SNS平台上,接触不同观点能够引起更高水平的在线政治参与;在博客上,则是相同观点的接触最终引起了更高水平的在线政治参与行为[15] 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 关于社交媒体究竟是促进还是削弱了公民的日常政治参与,学界至今也无定论。持乐观主义态度者认为,博客、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线上线下的政治参与行为均存在积极关联作用[16]。Song-In Wang认为,在网上表达观点比在网上搜寻信息更能预测人们的政治态度,因为在网上表达观点与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有关,而在网上搜寻信息则与政治信任无关[17];Homero Gil De Zú?iga等人的调查也显示,在美国,只有诸如撰写博客和发表评论这样更富于表现力的使用方式对线上和线下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预测作用,而被动阅读博客和评论等消费性使用方式则并不具备这种预测功能[18];Augusto Valeriani等人通过对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网民的在线调查发现,对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的偶然接触对三国的网民在线政治参与行为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交媒体上偶然接触政治信息的频率越高,越倾向于参与不同的在线政治活动[19]。持悲观主义态度者则认为对社交媒体的一般性政治使用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关系性不强甚至并无关系[20]。Kjerstin Thorsona表示,在诸如 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的日常使用中,人们往往趋向于更加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21]。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86%的美国人愿意在面对面交流时讨论关于政府监督计划的问题,但仅有42%的人愿意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讨论这类事务[22]。Alan S等人也认为,线下政治参与往往被限定在一个与亲密的人之间的更为封闭的私人空间之中,因为政治观点的表达总是带有扰乱社会关系、暴露个人身份的风险[23]。而由于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的人际关系限制与时空距离,用户们因此开始担心,政治表达对象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对信息的曲解与误读,因此用户的社交媒体政治表达就会比在线下环境时更加谨慎 社交媒体在竞选选举中的作用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许多竞选候选人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诸如 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在各国的竞选投票中获得了广泛使用。伴随社交媒体作用的愈加突出,“有策略的网络竞选方式”开始浮出水面并逐渐获得候选人青睐,成为帮助其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权力平衡目的的最佳手段[24] 社交媒体在竞选中的预测作用 用户的观点表达与态度传递能否成为准确预测他们投票行为的参考,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通过对竞选目标和投票者效果的分析,Elizabeth Housholder等人认为,无论是线上参与还是线下投票,社交媒体都能在实现竞选目标的关键点上发挥有益作用: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候选人不仅能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号召筹款募捐,还能够动员民众参与投票,更可以利用后台数据对竞选中的网络参与和线下投票行为进行预测,从而达到多重竞选效果[25]。尽管仍存在诸多限制,但是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用户情感分析依然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因而成为了传统线下民调的一个有力补充。虽然网络使用者未必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分析显示,社交媒体调查数据与传统民调方式得来的数据具有一致性与相关性[26]。也就是说,从社交媒体的数据中,能够预测出大致的选举结果。Joseph DiGrazia等人通过对2010年和2012年美国国会竞选活动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上述观点:在控制时间、人口统计数据、党派偏见、媒体关于竞选的报道等变量的情况下,从社交媒体中获得的关于政治行为的数据与之后候选人在选举中的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从社交媒体中获得的关于政治行为的预测数据具有可靠性[27]。相比之下,在社交媒体之上,针对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或者主流党派所进行的户用情感分析,要比非主流党派的用户情感分析更加准确,预测性也更强[26] 社交媒体在竞选中的情感动员作用 美国研究者Leticia Bode认为,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社会情感联系;至于获取有实质内容的新闻信息,则选择求助其他更权威的媒体平台[14]。正因为此,社交媒体对民众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其上发布的信息内容本身所产生的,而是借助情感成分来对投票者的认知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其投票行为。很多时候,候选人喜欢将政治宣传与个人情感相结合,努力给投票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候选人也是完全真实的、有普通人爱好的人[17]。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候选人在投票者心中的印象并不一定向着他们自己所引导的方向发展:Scott 等人通过研究2011年美国州长选举中的Facebook平台作用,发现受访者是依照自己对候选人支持者的印象,去评价候选人的。例如,如若某位候选人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很失败,投票者就会在Facebook上发现支持者对该候选人感到失望的信息,并且得出该候选人对投票者缺乏关心的结论。也就是说,在“通过你朋友来评价你”的情感作用下,社交媒体能够影响投票者对候选人的印象[28] 社交媒体在竞选中的作用局限 当然,我们也不应过分高估候选人对于社交媒体的价值认知与使用水平。Karen Ross等人考察了新西兰普选中,议会成员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以及如何看待社交媒体这种新的政治沟通工具。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仍然把社交媒体作为他们单向传递信息的工具,借以提高自己的曝光率[29]。Jane Suiter通过聚焦候选人在2013年爱尔兰米斯郡选举中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也发现,候选人的表现更接近于传统的单向沟通模式,而非我们所希望的对话沟通模式。具体表现为: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不足、缺乏经验、对公众评论做出负面回应、倾向于传统的具体化沟通、控制信息流动的欲望强烈。仅有少数具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候选人会将社交媒体视为获取公共声音的有效方式,而多数人仍然对数字化的功效持怀疑态度。同时,所有的调查对象都认为,社交媒体并不能取代面对面互动的政治竞选价值[30]。也即是说,在候选人看来,社交媒体并不能完全实现个人层面的实质性对话,它更像是一个沟通的代理,而不是代替,这种沟通渠道与借助传统媒体平台表达、宣传自己并无二致,所不同的,仅仅是这种方式具有更强的亲民性 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对于政治和社会运动来说愈加重要,在“阿拉伯之春”引发了埃及、突尼斯和伊朗等国重要政治变革的暴乱发生之后,一些研究者断言:信息技术具有推动社会运动并最终改变社会的潜力[31] 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方式 社交媒体正在引导世界各国社会运动的巨大变革,研究者积极从不同情境出发,来考量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具体作用。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社交媒体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运动组织本身,也改变了其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方式。第一,信息传递。Zeynep Tufekci等人认为,2011年2月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抗议直接导致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辞职。他们通过一系列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使用Facebook和Twitter来获取与传递抗议信息的民众,更有可能去参加第一天的抗议活动,而这对于活动的最终胜利至关重要[32]。第二,情感动员。Nadya 研究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的抗议活动,发现抗议活动源自于相对剥夺感与由此而来的广泛抱怨,这种不满情绪借由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快速的情感扩散与积聚,最终导致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抗议,比如游行示威活动[33]。 第三,建立关系。 Osman Zeki G?k?ea等人通过对超过一千万个土耳其Twitter活跃用户的调查并绘制用户的社会关系网络图发现,在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中,社交媒体能够有效地塑造民众的整体态度与相关政治行为;活动中的意见领袖也在采用多种策略去维护他们的网络形象并传播他们的想法[34]。第四,符号共享。Paolo Gerbaudo对2011年埃及、西班牙和美国的抗议浪潮的研究发现,从埃及烈士哈利德·赛义德(Khaled Said)的照片、到抗议海报、再到各种匿名面具,参与者们在社交媒体中采用了多种图像作为头像,并与伙伴分享,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抗议活动的支持。这种“抗议替身”不同于传统抗议符号,它以模糊性与包容性为特征,并且可以像病毒一样扩散,参与者可以巧妙地隐藏在这些“抗议替身”之后,与网上人群进行集体融合。当然,尽管这些抗议符号在短期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也具有多变性,极易被网民丢弃,因而尚不能就此认为其就是当代社交媒体政治运动的代表性元素[35]。第五,形成倒逼。Katkina Anna N研究发现,在2011年的英国骚乱中,社交媒体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带来社会混乱,从而迫使政府开启了网络审查制度,试图限制与规范它的使用。从这一层面而言,政府也开始将社交媒体作为了一个能够了解普通民众、保护国家安全的有力工具[36]。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提出,不应过分放大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比如,在对非洲样本进行研究后,Mutsvairo Bruce等人就表示,“数字爆炸的影响无处不在”的说法过于夸张,至少在非洲就没有经验证据证明“网络对于塑造国家政治进程具有明显潜力”[31] 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历史流变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并非新生,基于群体本位的“新社会运动”所引发的“身份认同政治”在1960年后就已经出现并持续存在着[37]。所不同的,只是所使用的媒体类型在不断进化:以邮件和网站技术为标志的90年代社会运动已经能够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关注并形成政治压力,这被认为是“网络行动主义1.0”的样板;进入21世纪后,使用Facebook和Twitter来创造有组织的网络团体成为了由“网络行动主义1.0”向“网络行动主义2.0”过渡的一个标志。网络行动主义2.0不需要提前组织,也不需要层级结构,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很多人去参与一个大型运动;而whatsapp、viber和imessage等新近出现的即时通讯工具则提供了更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换服务,正在成为未来抗议活动的新工具,标志着社会抗议运动向着交互形式发展[38]。社会运动参与者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也在改变,Sandoval Almazan Rodrigo等人对跨度20年的三起墨西哥社会政治运动进行梳理,提出了一个理解网络激进主义演进的框架:早期的社会运动中,积极分子只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一个运动的主导思想进行提升并扩散;而现在,对社交媒体工具和应用进行整合使用成为了新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网络激进主义2.0”。信息技术在社会抗议活动中的进化模式能够帮助理解不同水平的技术在不同社会运动中的独特作用[38]。社交媒体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也在发生变革。近来,社会破裂和群体忠诚度下降等社会问题开启了“个人化政治纪元”,在社会政治话语空间中,社会抗争运动的个性化形式,已逐渐取代以往的集中行动,从而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最典型变革[37]。总之,我们进入了一个电子运动和电子民主的新纪元[38]。虽然,电子民主的完全实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运用电脑、手机以及其他设备去参与和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驱使政府去实现更加完善的网络民主,或许“网络行动主义3.0”即将到来。3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特点与启示3.1 研究层次上,侧重具体微观研究 目前国际相关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影响社交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某种或某类因素的微观考察,包括政治信任、政治兴趣、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等,且以数据收集、资料分析为主要考察方式,缺乏对多变量的因果分析,也鲜少在研究中提出对策建议。我国的研究特色则正好相反,多致力于从宏观层面提出治理意见,而较少关注微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注重将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相结合,从而既保证研究过程的完整性,又凸显研究结论的针对性 研究对象上,多聚焦于单一平台或类平台研究学界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将单一的某个平台或某类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基本集中于对Facebook、Twitter、SNS或博客这几类平台的研究,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则较少涉及;另一种则是将社交媒体看作一个无差别的类,这一问题在国内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两种趋势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如果只针对单一平台,则无法将所得结论推广到其他媒体;如果将所有社交媒体看作同一范畴,则无法准确判断究竟调查对象的行为源自于哪类平台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将重点放在多平台的对比研究上,不仅清晰地呈现出特定社交媒体的特定效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展示几类平台政治传播效果的异同,进而为效果模式一致的平台建立起同类的使用与效果理论,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截面数据与自陈式调查许多研究都以获取某个横截面数据为准,较少关注纵向数据,因而只能进行相关性分析,却无法呈现因素间的因果联系,同时也难以证明调查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另外,研究中多采用自陈式调查,可能会受到调查对象本身的记忆错误和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导致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未来,可以加强多种研究方法的配合使用:首先,社交媒体使用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是动态变化过程,可采用跟踪、观察等纵向研究方法,如对个体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行一段时间的观测,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更好地解释二者的相互关系;其次,通过服务器行为数据的收集能够降低自陈式调查中调查对象的主观性与不稳定性,因此,可以将两种调查方法结合使用,相互补充。此外,传统案例式研究在资料收集与分析上的完整性不可替代,但毕竟存在研究相对滞后以及普遍性差的不足,因此,可以引入控制实验方法,有针对性地测试特定因素间的因果联?研究结论上,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二元对立观点 迄今为止,研究者在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效果问题上的结论一直无法达成一致,这其中不仅涉及关于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竞选投票和社会运动的政府影响,还延伸至对民主进程的影响。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了“媒介促进论”(media advancement thesis)与“媒介妨碍论”(media malaise thesis)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前者认为,伴随新的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将对公民的政治意愿与行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后者则认为,人们对网络娱乐活动的过分青睐将减少他们关注公共政治议题的时间,从而导致对政治的集体冷漠。两方争论的产生,与研究者所选取的地域范围、媒介平台、调查对象甚至时间周期都存在关联。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对社交媒体工具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综合判断,如果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则不应仅仅将着眼点放在对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分析上,而是应当明确,新的媒介技术一定会在政治结构变迁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任何媒介形态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总是与同时代的政治建设方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这些契合点并加以利用。因此,未来我国的研究,应勇于突破争议,将重点放在如何引导社交媒体发挥对政治生态建设的正向功能,同时消除因公民的社交媒体使用而暴露出的政治问题,从而完善政治生态化建设。4 结 语社交媒体平台对政治的社会化及移动化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虽然它尚未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其在公民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融入程度之深,却足以唤起执政者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从描绘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现状出发,梳理了当前国际相关研究的热点议题、关键结论与主要特点,进而为我国的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研究提示可能的研究方向。总体而言,当前国际上对于社交媒体政治效果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呈现出二元对立态势。本研究认为,未来我国的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研究,应当充分发挥多种研究方法搭配使用的合力优势,注重多平台对比分析,并突破关于社交媒体政治影响的两方争论,而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发挥社交媒体在政治进程中的正向功能上。研究贡献在于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呈现出当前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国际研究议题与特点,为后续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参考文献[1] Rebecca Ping Yu.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and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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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研究参考》 网址: http://www.gjyjck.cn/qikandaodu/2021/0207/3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