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与中国本土化探索(12)
之所以常常简单地混淆城市收缩与城市衰退的区别,甚至主观刻意回避对城市收缩的承认,归根到底是源于我们对于“增长”的痴迷——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中,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愿意主动承认、屈服于衰退、收缩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城市认识的主流观念是“城市理应是增长的”,即把城市作为一种持续的“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36]。该理论认为,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和经济精英聚敛财富的动机主导着城市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联盟,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增长,由此城市成了一台巨大的“增长机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理所当然”采取的路径,人们对城市增长一直持有积极的态度。城市增长能够为居民带来文化交流,提高税收,创造就业,尽管教育、福利、住房等社会问题十分重要,但对于城市而言,是否增长才是关键问题;否则,城市就会被增长联盟(开发商、投资商、金融机构、媒体甚至政府)所抛弃。而城市收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负增长现象,如人口减少、资本流失、土地废置、内城空洞等,俨然否定了城市增长动力,损害了城市发展,意味着城市衰退和城市性丧失,具有很大的消极性。因此,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的增长主义价值观,将收缩现象视为一种负面的现象。
然而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取代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角色趋于减弱,“人居之所”的角色日益得到重视,城市发展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塑造一个更为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在后工业化、网络化时代,面对无法扭转的人口减少、经济减速、传统物理空间需求减少等趋势,收缩并非仅仅是城市衰退的结果,它也有可能被作为一种主动的应对策略——拆除空置建筑,精简城市规模,通过精准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产业结构转型、人口质量提升、主动发展聚焦等)来打造紧凑的空间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从而主动避免城市的衰退(图1)。
3 本土化关注:中国城市收缩类型与机制的独特性
城市收缩是以人口衰退为主要表征的多要素共同作用、多后果并存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过程,结合地方性背景与地方性成因,城市收缩的现象、特征、机制就十分多元,城市收缩的效应也颇有争议。就共性而言,欧美国家的城市收缩是在20世纪末普遍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停滞、发展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大多经历了“经济结构调整——就业岗位减少——人口总量减少——财政收入减少——建成环境荒废”等系列连锁反应过程,基本是城市衰退带来的结果;而如今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年均GDP6.5%左右,在国际上依然属于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出现了城市整体或局部收缩、相对收缩或绝对收缩等现象。事实上我们更应看到,城市越是过度增长、透支资源,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越发明显。中国过去30多年“增长主义”所累积的大量问题与深层矛盾,决定了未来中国更有可能遭遇城市收缩的普遍性危机。此外,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使我们常常看到城市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城市收缩与规划规模膨胀并存的悖论现象[13]。总之,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城市收缩,中国城市收缩的类型更为复杂多样,其影响机制也与欧美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为此,下文将中国当前的城市收缩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进行阐述,分别是趋势型收缩、透支型收缩、调整型收缩,其中趋势型收缩也是欧美国家最常见的类型,而透支型收缩、调整型收缩则更多的是中国特定国情下的产物。
3.1 类型1:趋势型收缩
所谓趋势型收缩,就是在国家大的经济发展格局、城镇化格局中属于要素的净流出地区,而且长远来看这种要素流出的趋势难以扭转,且日益加大,这些地区、城市面临着难以抗拒的收缩压力。例如美国的产业、人口由北方冰雪地带向南方阳光地带的转移就是如此,北方地区尤其是五大湖地区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基地,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经历着要素外流的巨大挑战,许多城市辉煌不再,收缩显著。应该说,处于趋势型收缩的城市基本上也是经济衰退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3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国家大量的投入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城市,尤以东北地区、三线地区最为典型。这些城市依靠单一类型的资源、单一类型的制造业来支撑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且多由体制僵化的国有企业来主导,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投资环境,经济抗风险能力差。1990年代初,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重塑了城市发展的制度环境与竞争规则,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城市增长乏力的问题日益显现,生态环境的外部约束也不断趋紧,原先的增长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例。1980—2004年东北老工业基地GDP占全国GDP总额由13.7%下降到9.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额的比重由17.8%下降到9.6%。2000—2010年期间东北三省流失了100多万人口,其中高层的、管理层或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其中,伊春市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作为支柱产业的林业生产规模迅速缩小,有近40%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人口连续1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5%,出现负增长,陷入了严重的衰退。除了上述的资源型城市、传统重工业城市以外,中西部地区的许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地区,在国家大的城镇化格局中缺乏对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而处于要素净流出的状态,尤其是大量的青壮年人口、人才不断外流(所谓的“孔雀东南飞”)导致人口出现绝对下降,这样的地区、城市也属于趋势型收缩的典型。
文章来源:《国际研究参考》 网址: http://www.gjyjck.cn/qikandaodu/2021/0401/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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